《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和Social Irresponsibility

费曼的口述自传《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以前看过中文版，前段时间把英文版也拿来翻了一遍。那段时间香港正闹得厉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然而就像很多很多事情一样，愤怒也罢，焦虑也罢，怒其不争也罢，都没什么用处，徒增烦恼。

在亲眼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成果显示出巨大威力之后，年轻而心底纯良的费曼兴奋之后开始焦虑，疑惑自己所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一天费曼和冯诺伊曼一起散步聊天，得知费曼的苦恼，冯诺伊曼开导他说：“专心做你感兴趣事情就好了。我就从不觉得对这些社会问题有任何责任。我出生在的这个世界又不是我制造的。”

费曼听后顿悟。“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该完成的事情。我没有责任成为别人希望的那样。这是他们的错误，不是我的失败。”在冯诺伊曼的建议基础上，费曼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主动性社会无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汉斯贝特在洛斯阿拉莫斯是费曼的上司，对费曼的这种心理状态有所评论。汉斯贝特在1938年发现恒星所发出的光和热来自内部的核聚变而获得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费曼说，汉斯贝特在取得这一发现的当天晚上和女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女生说：“天上的星星好美呀！”贝特说：“是的，然而现在我是世上唯一知道它们为什么发光的人。”女生只是嘲笑了他，很显然并没有因为和世界上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发光的人外出散步而激动。对此费曼评论说：“的确，孤单是可悲的，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

汉斯贝特说，“费曼为自己的无责任感而自豪。他专注于他的科学，专注于享受生活。我们中的一些人 — — 包括我自己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感到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来解释原子武器，并试图让政府对原子武器做一些明智的事情。费曼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我想这是对的。在一流的科学家中，应该有一些人不觉得有责任，他们只做科学应该完成的事情。”

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也过说：“我必须承认，我多少有点社会无责任感，而正是费曼在这一点上给了我灵感 — — 从那以后，我做了完成了很多事。科学家的社会无负责任感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人们会说，你确定你应该致力于这个研究吗？它不能用来做坏事吗？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善与恶应该是那些比我更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痛苦的根源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有人让我决定某个创新是好是坏。”

关于这件事，费曼的自述只写到这里。书中没有提到的是，“点化”了费曼的冯诺伊曼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很奇怪。

费曼无疑有一颗聪明的头脑，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通过自学十几岁就会修理收音机，就能开各种复杂的锁包括密码锁， 独自一人调查出挑战者号爆炸原因，更不用说在费曼图、路径积分和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等诸多成就。

然而费曼在第一次看到杨振宁和李政道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时，大呼看不懂，虽然他自己解释说是不愿意认真看的缘故。而且，如果说费曼是加州理工最聪明的人的话，恐怕盖尔曼及其拥趸是不同意的。

就他的“主动性社会无责任感”来说，情商很高的费曼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冯诺伊曼会用“社会无责任感”来开导他——如果冯诺伊曼本人并不是那样的人的话。费曼自己也说：“我读过冯·诺伊曼的自传，在我看来，他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

这个问题，费曼和冯诺伊曼的自传里都没有说。

我们可以试着从逻辑上推断一下。

战后的费曼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

原子弹在日本投放后，奥本海默引用了印度史诗《薄伽梵歌》里的诗句自我忏悔，“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他对长崎投放的第二颗原子弹很有意见，对氢弹的研制态度反复无常，基本上是反对的。他给写信向华盛顿高层建议，希望禁止使用核武器。在与杜鲁门总统会面时，奥本海默说他感到“我们科学家的双手沾满了血”。

爱因斯坦则是对他给罗斯福总统寄出的那封建议研制核弹的信深感痛悔，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持此态度的还有罗素、维纳等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罗素和爱因斯坦曾联合发表过一个叫做“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宣言，罗素起草，爱因斯坦签名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丘吉尔的科学顾问林德曼嘲笑爱因斯坦，说他“在所有的政治事件上天真得像个孩子，一些他不了解的毫无价值的事业借用了他的名声，有些别有用心的 人让他发表荒谬可笑的政治或其他宣言，他也照做不误”。

这些伟大的人物和冯诺伊曼都有很大交集。但对于核弹的研制和使用的态度上，冯诺伊曼与他们大相径庭。早在1926年，冯诺伊曼就发现哥廷根大学的一些优秀科学家开始愚蠢地谈论接受纳粹主义，并最终为之服务；在1933年之后，冯诺伊曼发现一些受人尊敬的美国朋友宣布应当谅解斯大林。在战后，由于政见的不同，他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等人渐行渐远。

冯诺伊曼认为，如果苏联人首先研制出威力超过广岛原子弹1000倍的氢弹，许多可怕的后果是奥本海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欧洲将会出现一股潮流，主张向强大的苏联投降。冯诺伊曼认为如果美国不去研究如何制造氢弹，苏联会首先制造出来，让大家不要听奥本海默那一套。他认为，既然核弹可以制造出来，那么，寄希望于独裁者的良心发现是不足取的。为此，他甚至被指责为战争贩子。

奥本海默认为原子弹爆炸是他个人的责任，冯诺伊曼认为原子弹爆炸是一种自我放纵的夸张行为。后来冯诺伊曼加入了原子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疏远了奥本海默。就像冯诺伊曼疏远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老同事爱因斯坦。

冯诺伊曼在洛斯阿拉莫斯曾与富克斯紧密合作，并共同拥有一个专利。战后富克斯被发现是个苏联间谍。冯诺伊曼自然很受伤。有过这些经历，冯诺依曼敦促费曼远离复杂的政治。他知道费曼与奥本海默关系密切，可能是觉得年轻的费曼太天真，就劝他最好不要卷入政治问题，应该专心科学研究，才能避免耽误前途无量的天才。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感觉冯诺伊曼的判断是准确的。而费曼，没有分心去想那么多想了也大概清不清楚反倒会耽误事的事情，看来是幸运的。

这个世界太复杂，甚至最聪明的头脑也感到疑惑。

有时候，选择毫不关心，选择“社会无责任感”反倒是最好的结果。

此刻，我在渡船上去往一个海岛，海上风急浪大，这艘装了上百辆车的大船也有些摇晃。本想要两耳不闻床外事地把这篇文字写完，写着写着就开始有些头晕恶心。

所以，“社会无责任感”，真的可以吗？